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情节，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中既有从重处罚的情节，也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量刑情节中有罪前情节，如平素表现良好或受到过嘉奖、表彰等；又有罪中情节，如中止犯、阻止他人犯罪等；还有罪后情节，如自首、立功等。有些案件既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如累犯，又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如自首。法定情节是容易注意到的问题，下面由沈阳刑事辩护律师网为您介绍酌定情节的辩护。
死刑案件的辩护，是刑辩律师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业务。我们相信，只要律师的辩护有理、有据，定能充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难以穷尽。但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刑辩律师重视。
一、职业辩。
据有关学者的实证调查，普通刑事犯罪者中，以无正当职业者为多，约占６０％左右。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据此可知，国家有保障公民就业的义务。但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城市人口中，目前还有５％左右的人无业可就（实际比例可能更高）。因此，针对这种状况，对于无业而犯罪的，刑辩律师可以将此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理由。
二、比较辩。
我国有５６个民族，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但在适用刑法时，全国都是统一的。根据一部刑法管全国的实际，必然要求人民法院在适用刑罚时掌握刑罚的均衡性。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刑罚。但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在适用刑罚时，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１９８８年，西部某省有人在广东以９０００元人民币买了１５０００元的假币，回来使用第一张假币时被抓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卷内广东警方的材料证实，出售假币者被罚款人民币３０００元了事。差异之大，令人惊讶！因此，除了法院、法官要主动均衡刑罚外，刑辩律师要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对基本相同的案件作出适用刑罚的比较，提出量刑的具体建议。
三、年龄辩。
这里所说的年龄不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而是指年龄较大的被告人犯罪。如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年龄已达到６５或７０周岁以上的，可以从社会应当敬老的伦理角度及老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已经减小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对６５或７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
四、民族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区域广泛，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因此，我国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三大民族政策。在刑事方面，我国对少数民族也实行“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早在１９８４年初，彭真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就讲，对于少数民族“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当年的中央５号文件就明确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罪犯，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政策。当然，这种“两少一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五、犯罪动机辩。
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往往决定着其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在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中，如果被告人出于防卫过当的，其动机显然不属“十分恶劣”；如果被告人出于义愤，亦如此。被告人冉某在发现被害人调戏其母后，言语制止无效，被害人又恶语相向，被告人便持木橙腿将其伤害致死。一审法院判处死刑。二审中，刑辩律师从中国自古就有敬老的文化传统角度，分析了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得到了二审法院的采纳，改判被告人死缓。
六、过错辩。
这里的过错主要指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足以减轻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七、责任分散辩。
有的抢劫、杀人案件中，虽然出现了一人死亡的结果，由于系多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且各参与者所起的作用又很难划分主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往往对作用相当者都处以极刑。这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作用很难划分”的对面，恰恰是“责任相对分散”。既然“作用相对分散”，判处多个死刑就缺乏正当性。
八、行为节制辩。
有些暴力犯罪，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具体犯罪行为的判断，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作出评价。如被告人实施抢劫时，只有遇到被害人反抗就持刀多次致死被害人的，与为了摆脱被害人的反抗只实施了一般的伤害行为的案件相比，可能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前者的主观恶性比后者更深。
九、被害人谅解辩。
被害人谅解与刑事和解有相同之处。司法实践中，有的人认为，对于情节、后果都特别严重的犯罪，不适用刑事和解。我们认为，即使是情节、后果都特别严重的犯罪，只要被害人能够给予谅解，公权力不宜过分干预。有个抢劫致人死亡的案件，被害人是偏僻农村的农民，家里非常贫穷。被告人家属为了给儿子“赎罪”，表示愿意给被害人家属赔偿２０万元的经济损失。２０万元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被害人家属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被告人家属的赔偿，并给法院出据了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书面请求。法院也考虑到被害人家属的具体情况，判处被告人死缓。据此可见，在这一方面，律师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十、婚外情、婚外性辩。
现代社会中，婚外情、婚外性的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也不鲜见。一般说来，因婚外情、婚外性引发的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与社会上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刑事案件还是有区别的。如被告人曹某婚后发现其妻与他人有奸情，二人产生矛盾。一日争吵后，其妻欲收拾衣物回娘家，曹某劝阻未果，并遭其妻殴打。被告人曹某遂从厨房拿来菜刀，在被害人头部乱砍，致被害人当场死亡。法院以该案系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所致，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种婚外情、婚外性，也就是被害人的过错，当属法院量刑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一、人格形成责任辩。
近代刑法学产生两百多年来，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旧派）与刑事实证学派（新派）。古典学派强调的是行为刑法观，刑事实证学派强调的是行为人刑法观。由于两派的学说，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对行为及行为人的全面评价问题，于是，后来就有了人格刑法学。人格刑法学的理论，虽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就提出来了，但真正形成学派还是在日本团滕重光和大冢仁的倡导下树立起来的。
根据人格刑法学理论，个别案件中被告人的人格形成责任与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特别突出的关系。而这种特别突出的关系往往可能成为刑事法官酌定量刑的情节。尤其是国外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注意到了被告人的人格形成责任对量刑的影响，因而，它成为刑辩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如，被告人自幼父母不和，经常吵架、打架，给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他在家里得不到父爱、母爱。在这种情况下，他与社会上一些行为不轨的青少年一起，最终参与犯罪。对这样的一个被告人来说，他的生活经历就足以证明被告人的人格形成责任。如果我们针对个案进行必要的挖掘，适时提出人格形成责任，可能会赢得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品格证据也有一定联系。品格证据支持鉴于被告人的主观态度和一贯良好的品行；人格形成责任，则是从被告人成长的曲折经历，把国家和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区分开来，不能让被告人承担国家和社会的过失责任，进而达到从轻处罚的效果。
十二、量刑证据不足辩。
刑事案件形形色色，各有不同。如有的案件虽然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但量刑证据又存在一定的缺陷。律师可以根据“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的原则提出辩护意见。
十三、化解“民愤”辩
“民愤”一词，多年来在中国的刑事判决文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有的恶性杀人案件，被告人投案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为了平“民愤”，往往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由，将被告人处以极刑。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遇到这类案件，刑辩律师就要巧妙地平“民愤”、化解“民愤”。
“民愤”是民众对有罪恶的人的愤恨或愤怒。有些“民愤”是案件发生时产生的，如组织团伙进行行凶、抢劫、强奸等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的确存在一定范围的“民愤”。多数案件的“民愤”则是经媒体炒作后才产生的。实际上，某些犯罪发生时，老百姓并不知情，一经媒体披露，不少人倒大吃一惊：我们生活的地方原来如此恐怖！于是，产生了一种“民愤”。沈阳刘涌案便是典型。为此，刑辩律师必须在法庭上讲清楚案发时的“民愤”和案发后的“民愤”的区别，把民众事后的恐惧与当时的愤怒区分开来，有效化解事后虚无的“民愤”，尽可能不让它影响法官对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民愤”不是犯罪行为，也不是犯罪事实，而是人们对该犯罪行为发生之后的一种评价，一种感知，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东西。因此，作为辩护人，还要把“民愤”与犯罪行为有效剥离开来，不要让“民愤”影响案件事实，更不能让其成为影响刑罚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