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对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是否明知，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标准。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以确定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本文结合两则案例对此做一些探讨。
【案例一】
2008年3月，杨兵、王长利代理北京20余人在J省C县社保局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之后转移到北京社保接续(此种行为被称为“异地补填”)。C县社保局将补缴的保险费用60%留下，把40%转移到北京。
在此案件中，杨兵负责联系补缴保险的人并收取费用，王长利给C县社保局转递过一些资料和费用。杨兵共收取20余人150余万元，其中转到C县社保局20余万元，给王长利5万元。其余全部为其所有。检察机关认定杨、王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是诈骗犯罪。
【案例二】
行为人张某因为对涨工资不满，就在销售的产品中设定停机的密码，造成销售给客户的机器在他设定的时间同时停机。此行为给公司造成上百万损失。司法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私财物罪。
一、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不是对犯罪的明知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表明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对危害结果明知道什么程度，刑法没有规定。就一般刑事犯罪而言，行为人都会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会构成犯罪。但有些可能意识不到其行为会构成犯罪，但对危害性还是有认识的。明知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而故意为之，证明其已经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故意。
“不知法律不免责”。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不知法律为由逃避制裁。司法机关也难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不知法律。如果行为人主张不知法律就可以免责，刑法就难以有效的实施。行为到底有没有危害?不是根据个人认识确定的，是根据一般人的理解确定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法盲，这些法盲并不是对危害性没有认识，而是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清楚。
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明知，那么，就缺少故意犯罪中的主观要素而不构成犯罪。刑法上并不要求对危害结果明知道“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就具备了故意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二、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涵
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笔者认为主要是从犯罪的客体、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直接犯罪客体。
虽然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属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但是，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脱离犯罪的客体。一般的犯罪客体是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而每个犯罪都有直接客体，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直接客体区分不同的罪名，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决定犯罪性质的重要因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仅包括对某种行为没有规定不得为罪，也应包括没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不得定罪。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体的侵犯，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纠纷。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取消，是因为北京方面认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因为王长利、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案例一”中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由此推论其代理行为是诈骗性质。这一推论就是将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这一因果关系应是“代理行为→C县补缴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续行为认为无效，将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不同。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了社保，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情况，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就成为正当的，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判断，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就导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劫匪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结果都是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仅以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这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犯罪的法律结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再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特意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事中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和有无。如行为的责任能力、动机、目的、手段等。王长利在这一案件中虽然收取杨兵所给的5万元，但他从没有向“被害人”做过虚假承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并且为异地补填积极与C县社保局进行联络沟通，确认异地补填的合法性。代理当事人寄送资料、代为收款、转款。案例二的张某在停机事件中，明知停机会损害公司信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却诡秘设置停机密码。反映出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人对危害结果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事后行为也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在事后是如实坦白、真诚悔罪、自首立功、积极退赃、及时抢救还是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毁灭证据、订立同盟。
三、是否明知危害社会结果的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
第一，根据正常人的常识，能够认识到其性质，就可以判断其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法律禁止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认识到行为性质是犯罪，必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
第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希望或放任行为的发生，就说明其已经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案例二中的张某，已经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论其是否认识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没有对危害社会结果的认识就没有犯罪的故意，但也不是所有人对社会危害结果都有相同的认识。刑法上对影响社会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有不同的规定。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以及无行为能力的人，对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聋哑人及盲人犯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三，对政府行为和专业机构的信赖视为对危害结果的不明知。政府是国家事务的管理机关，作为公民有理由信赖政府的行为是无害的，是有益于社会的。
C县政府部门的审查行为已经让王长利产生了认识上的信赖，其已经确信C县政府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王长利主观上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对补缴社保人养老保险的停止，不是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所致，而是两个政府之间对社保政策的不同理解导致。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不能认为是对危害结果的明知。
笔者也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国家规定出口配额许可证不允许转让，但是某省外贸管理部门却为这种转让进行审批收费，海关根据审批的结果，通关放行。起初，这个案件也被认为是犯罪，但检察机关认为，转让行为经过了政府部门的审批许可，行为人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做出不起诉决定。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不仅对政府官员信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专业人员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其主观上也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因为他对专业人员的充分信赖，使其不可能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理由追究其法律责任。
